因工廠停產，東莞長安霄邊平謙電子廠的100余名“留守工人”，從4月1日到8月6日度過了他們史上“最輕松也最無聊”的4個多月。這段時間里，車間機器封存，工人每天閑呆在廠里，聊天、打牌，無所事事，只能領到基本工資。僵持了4個月后，廠方突然張貼停工放假通知。工人們擔心該廠人力資源部負責人鄒某離開而使他們的補償金泡湯，遂將鄒困在廠里，要求被解雇。最終引發鄒某提刀“闖關”，無奈被“人墻”攔住……

　　一邊是工人閑在工廠聊天打牌度日，一邊是工廠中層管理人員提刀“闖關”。這樣的“劇情”充斥著濃濃的酸楚味。顯然，平謙電子廠工人們的遭遇，并非個案，而是中國外向經濟低迷之下勞資關系的一個縮影。事實上，類似的案例并不鮮見。比如一個月前，東莞大嶺山的圣馬來工藝品廠也發生工人集體要求“炒魷魚”。

　　這種經濟低迷下的“僵尸工廠”現象，無論于廠方還是勞動者來說，都盡顯無奈之感。客觀而論，一般情況下廠方并非故意不開工，而是應對經濟低迷的無奈之舉。應看到，在經濟低迷之下，對于那些訂單利潤很低乃至負利潤的企業來說，訂單越多，開工越足，也就意味著企業損失越大，而這在某種意義上無異于自殺。于是，選擇長期不倒閉、不開工、放長假、只發最低工資，也就成了企業的“理性”選擇。顯然，企業的這種選擇，目的一般有二：一是借此“逼走”員工從而規避巨額補償金；二是企業甩掉包袱，以求茍延殘喘。

　　盡管“僵尸工廠”的背后有著企業的無奈，但相對于那些“被放長假”的工人們來說，企業依然強勢。企業的“僵尸”行為，并未違法，比如《廣東省工資支付條例》第三十五條就明確規定：“用人單位沒有安排勞動者工作的，應當按照不低于當地最低工資標準的80%支付勞動者生活費，生活費發放至企業復工、復產或者解除勞動關系。”然而問題是，對于那些本就工資微薄的工人來說，企業長期發放的那些可憐的基本工資，顯然不敷生計，只能被迫放棄各種補償自行走人。

　　經濟不景氣下，企業還可以在法律法規的“庇佑”下，通過“拖字訣”、“僵尸工廠”行為，將企業風險轉嫁到勞動者身上而順利脫身。而于勞動者來說，卻別無選擇，只能接受“想再去找個好廠上班，但廠方一直耗著不辭退我們”的兩難處境。在中國的勞資關系中，勞動者本已處于弱者地位，而今企業的“僵尸”行為，無疑令其雪上加霜。

　　經濟危機下的“僵尸工廠”現象，一方面說明了企業轉型之迫切，另一方面則暴露了法律的空白。從經濟理性人和法治的角度來說，企業的“僵尸”行為，似無可指摘。然而從社會道義上講，企業轉型升級、應對經濟危機的代價，顯然不應由弱者來承當；而法律的空白，更不應獨讓勞動者來填塞。相反，作為弱勢者的企業工人的權利，更應有堅實的法律來作保障。而這，有賴于地方職能部門的積極作為。